马勤勤:历史无声却有痕——评魏爱莲教授《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

admin 平博娱乐 2019-09-10 15:25:28 2730

   摘要:《美人与书:19世纪中国的女性与小说》首次对中国古代女性与小说的关系做了全面考察,为将“女性”写入小说史和“小说”写入妇女史做了有益的尝试,并将“想象历史”的方法运用得十分精彩。但是,由于这一方法论的运用偶有失度,从而导致某些构想无法落到实处。《美人与书》的未完成状态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式构架,可以激活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生长。

   关键词:美人与书 女性小说 妇女史 小说史

  

  

一、历史叙述的“空白之页”

  

   20世纪初,著名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曾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指出,在18世纪到19世纪的英国文学里,多数的女作家以小说为主要的创作文类,女诗人则很少出现。她详细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指出女性受限于琐屑的家庭义务,难得安静、完整的思考空间与创作时间,因此无法发展需要全心投入的诗才,而转向可以利用零碎时间“随写随放,随放随写”的小说。沃尔夫在这里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那就是作者选择创作的文类,是否会受到性别的影响与牵制?而不同社会、文化与文学传统下的女性,在创作时是否会有不同的思考与选择?沃尔夫对英国文坛的分析是否得当是另外的问题,但是如果把视野放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的话,我们则会看到一幅完全迥异的历史图景。中国女性文学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据传,《诗经》中即有若干女性作品。但是,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创作多为诗词。特别是到了清代,即使“妇人之集,超迈前代,数逾三千”(P5),也基本都是诗集。正如顾廷龙所说:“观乎历代妇学,以现存著述论之,则诗文词为多,而文又远逊于诗词。”④对于这种现象,谭正璧在《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中给予了精当的总结:“中国文学是韵文的,说得时髦些是音乐的,这句话如移来专指女性文学,尤其来的切合。女性作家所专长的是诗、是词、是曲、是弹词,她们对于散文的小说几乎绝对无缘。”⑤(P17)

   在中国古代,小说长期被看作一种品格趋俗的文体,历来不少小说作者的真实姓名和生平事迹往往不详,立言传世与小道末流的矛盾或许也是成因之一。在女性身上,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和复杂了。除了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压力之外,女性还要承受儒家传统妇德和性别分工的道德规塑。无论是官方法令、社会舆论还是家规家训,中国古代的女性都是不被允许翻阅小说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⑥中即保存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史料。女性阅读小说尚且如此严苛,更勿论去亲自创作小说了。如此,我们似乎可以公开宣称,古代才媛与小说之间乃是一种完全“绝缘”的状态。事实上,目前主流的看法,也认定女性与小说发生关联是迟至清末民初甚至“五四”之后才有的事情。这种文学史观深入人心,已然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历史事实。

   17世纪之后,古代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期;几乎在同一时期,女性文学和才女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我们不免会发出疑问,在女性文学和小说创作如此欣欣向荣的明清两代,“女性”与“小说”这两个同处文化边缘的存在,是否真的如礼教所规范的那般绝缘?很多时候,所谓的法令、舆论和家规家训,反映的可能不是现实, 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诉求,越是严防死守,则越是证明它是一个医生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企图力挽狂澜的方式。换句话说,种种对于女性道德的指摘、限制和博弈,所影射出来的是一整套的权力话语和规训体系,其实反映的恰好是它们所批评的现状。事实上,古代才女写作小说确实信而有征。清代的汪端曾作《元明佚史》,虽然被作者本人烧毁不传,但各种资料均显示这必然是说部一类的作品,以白话小说的可能性最大。作品流传下来,并且可以确定作者为女性的白话小说,目前只有顾太清的《红楼梦影》,然而作者却只署“云槎外史”,未敢显露其女性身份。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才女与小说之间曾发生过微妙的联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制约,这种联系若隐若现,最后淹没在了社会对女性与小说关联的压抑性话语之中。那么,假如我们今天重新出发去探寻古代才女与小说的关系,则必须重返明清女性文学与文化的历史场域。近年来,与明清女性文学互动最大的,便是妇女史对17世纪以降中国女性生活的检讨。美国妇女史专家曼素恩(Susan Mann)曾明确提出,“在将妇女引入传统的历史框架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改变了框架的内容,我们或许还会摧毁这个框架本身”⑦(P9)。如此,几乎所有的妇女史(妇女文学史)研究都是从这个信念出发,以“改写/重写文学史”为职志。于是,文学研究者努力挖掘并呈现女性作者活跃积极的文学工作,妇女史专家则致力于对“五四”史观之下的中国女性受压迫又无能为力的卑微形象进行“翻案”,发现她们鲜活多彩的生命形态。由于文学研究者必然要借重妇女史研究的成果以支撑文本分析,而明清女性的主体性往往通过文艺活动展现,所以妇女史研究者也必须从文学现象取材——至此,两个领域便形成了一种彼此依存的共荣生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然而,在历来的分析框架中,主要是以女性诗词为核心史料。高彦颐曾在《闺塾师》中提到,“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恰当的材料还是由闺秀自己写作的大量作品——大部分是诗歌”⑧(P11);曼素恩也在《缀珍录》中开章明义,“我利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作家的作品,主要是诗作”⑦(P1)。另一方面,确如胡晓真的观察,由于“晚明以来女性诗词选集辈出”,“客观上也使得女性诗词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主体”⑨。尽管近年来,学界已经意识到了研究的取材不能过于窄化,并且努力拓展文类的范围——诸如戏曲、弹词、散文、书信、传记、档案,甚至文本以外的物质文化资料如绘画、刺绣,但很少谈到小说。

  

二、揭开一段“无声的历史”

   《美人与书》总计八章,除去具有“绪论”性质的第一章之外,其余文字被分为上、下两编,主要着眼于19世纪早期作为小说读者、作者以及“形塑者”的女性,并追踪“她们”写作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女性参与小说(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全景图画。

   魏爱莲的主要观点是,相较于17世纪,19 世纪的女性写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一部分才女开始大量阅读小说,进而自己付诸创作。促使这一系列变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如出版市场与印刷文化的发展、男性文人袁枚、陈文述的鼓励与倡导,乃至邮驿制度的发展,均令19世纪书籍的流通与女性文学网络的扩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速度。然而,促成所有变化发生的最为关键的节点是1796年《红楼梦》的出版,它对才女的影响可谓空前。

   魏爱莲选取了几个个案来论述她的观点:

   案例之一是李汝珍和他的《镜花缘》。她认为这部小说的作者虽为男性,但主题却是写女性和有关她们的故事。通过对李汝珍交游圈的考察,魏爱莲发现他生活在一个支持才女的文人圈子中。更为有趣的是,《镜花缘》收录的“十四家”题词中,有四家出自女性之手,而这在中国章回小说史上还是首次。由此,魏爱莲认为,李汝珍的拟想读者不仅限于男性,很可能还包括了官宦家庭的闺秀;更加重要的是,这些女性读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塑造了小说的情节与走向——因为《镜花缘》的故事呈现出了很强的“女性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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