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admin 立博官网 2019-09-02 23:32:43 9921

   1958 年初,凌厉的高校“双反”运动开展不久,中共高层竭力推动的教育革命运动相伴而生,迅猛发展。休养、赋闲多年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此时已获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一职,以果敢、负责的姿态走上前台,很快成为此次文教口运动的积极推手和重要谋划者。

   他花费不少时间到全国一些地方宣传毛泽东重新表述的教育方针,再三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是相分离,这个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的根本分水岭。”回到北京后,他感到各地研究毛主席的教育方针要比北京走前一步。1958 年6 月5 日在中宣部召开的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他狠狠批评了北京市:“北京比其他地区落后了,在这个问题上阻力很大。北京是个文化城,这种阻力存在于资产阶级教师,也存在于党员身上。”(见会议纪要原稿)

   对于各地一时兴办的各种新型学校,康生赞不绝口,不遗余力地支持、推荐。1958 年6 月10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一开口就提到河南孟津翟原合作社办了一所红专综合学校,计有十七个系。合作社也能办起大学?针对与会者的疑惑,他大声地说道:“这是你们过去脑子中所不敢想的。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要研究一下。很难说这不是正规大学,也许这正是共产主义大学的萌芽。”他又提到一例:河北徐水县水利修得很好,他们为了掌握水利等技术,就顺便办了一所大学。他总结道:“我们要十分珍惜群众的天才创造,否则就是落在群众后头。”北京高校方面在催促之下奋力追赶,各校战况连续上报。1958 年8 月,市高校党委整理一份《高等学校半年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些基本情况》,这是一份手稿,文中的诸项数字不断被红笔改动,越添越大:目前已建工厂544 个(其中钢铁厂13 个,机械厂49 个,电机厂102 个,其他380 个),有3 万多人参加校办工厂劳动,有7.3 万多人参加劳动。有1.2 万多人参加学术批判活动,批判对象有马寅初、冯友兰等248 人,写出1646 篇批判文章。各高校还发动4.4 万多人新编教学计划454种,编出教学大纲1029 种,写出讲义559 种,教科书114 种。群众性科研已完成18460 项,有1279项达到国际水平,2635 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最让康生欣然的是,北京高校一旦破除迷信,其大胆和想象的程度不逊于外地。譬如北师大历史系,仅凭简单的文科力量,经过摸索,先后办了造布、盐酸、干铝、景泰蓝、水泥五个厂,在工厂中还办了1 所大学、2 所高中、9 个初中小学。外面景泰蓝学徒工学会基本操作需4 个月,而历史系景泰蓝厂师生实际学了9 天就正式投入生产。(见1 958 年8 月1 2 日《高校党委讨论生产方针会议》)1958 年8 月2 日,康生在河北省委召开的教育会议上,情不自禁地说道:“去年谁也没有想到亩产稻子15000 斤,我没想到,你们哪位先知先觉的同志想到呢?如果去年有人这样想,就会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看病去了。我们真是一天等于20 年。”他绘声绘影地讲述了在北师大了解到的情况,所铭记的细节让他难以忘怀:“北师大文学系办炼钢厂,这简直是不敢设想的事,天热,冒着雨到处去劳动,积累资金,拉着大板车到处去找耐火砖,拆除山墙上的耐火砖,再给他们垒起新墙。这种行动感动工人、厂党委同志,帮助他们进行这一工作。”(见会议记录原稿)在那段时间内涉及教育革命,在中央一级领导人中,康生的讲话应该说是最富有感染力的,掌握的材料最翔实,在摆弄理想国的文字游戏中五十年代教育革命中的康生○ 陈徒手人物志44201 1 年第1 2 期炎黄春秋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左四),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左三)参观清华大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最为投入,同时也就很容易为材料的虚实所糊弄、为细节的真假所捉弄。

   从1958 年7 月上旬开始,康生到北京市各高校巡视,作为中央一个方面的负责大员,跑的学校之多之细堪称史无前例。从当年的简报中摘录几段,可以拼凑出他的工作路线图和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也可看出他的陶醉和倾心:

   7 月12 日在北京医学院。在药学系参观学生自办的化工厂、制药厂,看到席棚建厂房,实验室当车间。他说这个方向正确,学校办工厂,要下决心,把自己放在最穷的基础上,愈穷愈有劲,愈富愈容易“思想腐化”反而慢了。

   7 月14 日在师大。党委副书记张斧汇报今年计划办42 个工厂、13 个车间,其中已建、扩建12 个工厂和5 个车间……康生说方向走对了,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工厂和学校,每一个班都可以办工厂、学校,师大有200 多个班,今年至少办100 多个各种类型学校,每个党委委员都要带头,试办一个大学,这样桃李满北京,人家自然而然就欢迎你们师大了。学生没有毕业就开始办学校,当教师和校长,这也就是“多面手”。

   7 月14 日在航空学院。看到正紧张试制“北航一号”飞机,看到标语“苦干三个月,10 月1 日飞上天见毛主席”时,他很高兴问:“十一上天,有把握吗?还有什么困难?谁来驾驶飞机?学生能不能学驾驶?”他说上天不是简单的事情,检查教学工作和科研的成绩就看能不能上天。

   7 月15 日在铁道学院。对该校很满意。运输系学生做搬岔员,电讯系学生做电讯维修工作,这样既可以参加体力劳动,又可以接触实际,在这个基础上,教学将发生重大变革。他建议每个系建立一个工厂,每个班也要建立一个工厂。

   7 月21 日参观人大。看到学生正在挖人大湖,场面很热烈。他说:这可以叫做“人民大学的十三陵”。提议拍电影,让报纸杂志登一版,这场面就是文化革命。他指出,如果这个湖作为游泳池又与生产不大结合,值不得。劳动应该用在与生产的结合上。学生当场同意把湖变成养鱼池。他对哲学系的肥料厂、工业经济系的炼钢厂、贸易系的商店表示满意。(见1 958 年7 月市高校党委《康生同志在北京医学院等谈话纪要》)在紧张走访的同时,康生又一头扎进7 月初筹办的北京高校红专跃进展览会。这个展览只经过5 昼夜的布展就匆促开幕,开幕那天晚上,林彪、康生、陈伯达、杨秀峰等人来到会场,其他领导人匆匆看后就离去,唯独康生看得非常仔细,陪同人称为“边看边问边研究”。

   据市高校党委7月4 日简报记载,康生那天晚上费时3 个多小时,只看了清华等3 个学校的展品,直到晚上11点才离开,他意犹未尽地说:“还要再来参观两三次。”当晚他对大学办工厂最为推崇,甚至有了突然而至的念头:“应结合专业办中小型工厂,中小型投资少,收回快。教授有钱,应拿出来投资办工厂,哪怕公私合营也好。”果然,康生又先后来了两次,兴致勃勃,谈兴甚浓。他一一地数落着,生怕遗漏什么:“清华在筹建重型机械、电器电机等工厂,钢铁学院准备建立一个年产10 万吨的钢铁联合企业,石油学院建立的工厂已经在七一出油,就是北大也建立了二十几个工厂,昨晚才知道,人大也有工厂,这是我没想到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一个门路,不论大学、中专甚至中学都要办工厂。”有人插话说:“南京有一个初中已经建立3 座小高炉。”康生一听大喜,说:“赶快写个报告来,我们坐在北京落后了。”(见1 958 年7 月1 1 日市高校党委《参观红专跃进展览会的意见》)

   康生对此期间涌现出的新生事物一概持支持的态度,他自己爱用“冒叫一声”之语来形容喜欢的程度。譬如北师大让教师、学生各编一个教学大纲,然后摊出来展开辩论,康生对这种美名曰“唱对台戏”的做法颇为赞赏,认为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创举,哪怕编的大纲有些缺点,甚至失败,但是这个方向仍然是对的。他指定北大也要采取这种办法,边破边立,在下学期开学前编出教学大纲。

   吉林省新出了一个行政措施,就是让长春地质学院同时兼任长春地质局的工作。这也让康生高兴一阵,因为觉得高校替代地方行政机构,可以不花政府经费,也解决干部编制问题,也让师生接近群众。7 月15 日康生到北京工业学院,以此为例畅谈一番:“学工的学生还可以变成特种兵,又是工人、炮兵,学校利用空地办农场,还可经营商业,这样工、农、学、兵、商都全了。”

   北京航空学院将体育馆改为飞机装配车间,康生得知后马上赶到学校查看,现场一片躁动杂乱,没有什么头绪。康生看后认为很好,并由此发出新指示:各学校挤一下,可腾出一些房子搞生产。

   在航空学院转了一圈,康生觉得建的花坛太多,操场过于讲究,占地也大,心中颇为不满。他说:“一般大学可以种菜、养猪,很重要,少种点花,多种点菜,多种点粮食,肥料不成问题。养猪饲料成问题,但人多,总有些剩菜剩饭,光涮锅水就不少。”他细算一下,航空学院7000 多人,一天尿多少尿,大便多少斤?

   由此康生坚决反对在农业学院设立“城市绿化系”,他说,还是少搞些绿化,多搞些生产,多搞些革命之花,总路线之花,马克思主义之花。他指责现在学校绿化是大观园式的,以怡红院为标准,占地太多。

   当他在邮电学院得知该校今年已取消修建办公楼的计划,认为是革命化的举动,连连称赞。他提到广州中山医学院两个院长和一个科长、两个秘书,五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办公,值得表扬提倡。他问在场的学校负责人:“学校钱太多,太阔气,对青年学生有害处。青年人一生四分之一时间(17 年)在学校,长期不接近工农群众,又过着阔气生活,怎么不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见1 958 年7 月市高校党委《康生同志在北京医学院等谈话纪要》)

   康生看到北医的儿科大夫脱了白衣服而换上花衣服,惊喜地表态说,这可以消除患病儿童的恐惧,小儿科大夫就应当如此。大夫穿白衣服也是迷信,让病人感到好像进入杀场或厨房似的。(见1 958 年7 月8 日《北京市高校、中专红专跃进展览动态简报》第6 期)儿科大夫穿花衣服上班,此类新鲜事足以让康生着迷一阵,连夸数次。

   康生对人名和数字似乎有一种本能的超强记忆,可说是过目不忘。正逢反右烽火初燃之时,康生已经显示他全面掌控“敌情”资料的能力。1957 年8 月22 日在北京马列主义教师报告会上,他一口气点了很多高校右派师生的名字,讲得之细令人吃惊。他甚至说到北师大一个弱小、不为外人所知的学生团体“底层之声”。他把清华政治课教研室43 人的左中右情况讲个通透,历数大多数人的底细和现状,有声有色地发挥着。看了当年未经审定的记录原稿,不得不叹服他的高度的战斗性和过人的默记能力。

   康生对收集来的材料有嗅觉,而他自己也愿意“摸底”。1958 年初春时,他就说:“我最近在北京的12 个大学和15 个中等技术学校里摸了摸底,大学机床共有937 架,中技有600 架,合计有1400~1500 架机床。”以此证明生产潜力很大,学校进行生产完全有可能。凭着对数字的熟悉,康生时常“纠正”和督促高校工作。一次北京航空学院汇报1958 年准备生产产值104 万元,康生听人物志46201 1 年第1 2 期炎黄春秋后说了一句:“我冒叫一声,太少了,人家技工学校还生产210 万元。”结果航空学院负责人只好改口为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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