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亦奇 唐世平:“半负面案例比较法” 与机制辨别

admin 众发娱乐 2019-09-11 15:27:25 8488

  

   摘要:在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正负面案例比较已成为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但是,此方法并不能有效地甄别因果机制。传统的案例比较法假定,正面与负面案例在因素上的差异将决定这一机制能否在相应的案例中得到激活和运行。在正面案例中,机制未受阻碍,并导致相应结果的出现。而在负面案例中,机制受到阻碍,从而无法导致该结果的出现。但是,传统的案例比较方法并不能真正确认其认定的机制是否真实运转,因为也可能多个因素加上机制导致负面结果。为此,作者创新性地提出“半负面案例比较”的方法。此方法可以清晰地展现因素、机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更有力地论证机制的作用。为了体现此方法的实际作用,它被用于分析冷战时期美苏各自联盟的不同结局:解释为何冷战时期的北约维持了基本的稳定并最终发展为安全共同体,而华约并不稳定并最终解体。通过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可发现联盟内和解是理解此问题的关键机制。影响此机制的重要变量是该联盟成员的国内管理体制。在联盟成员国具备有限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管理体制时,联盟内更容易实现和解,反之则更不容易实现和解,而这会影响联盟最终的发展结果。

  

一、问题的提出

  

   在实证社会科学中,确立机制的必要性已经成为基本共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和确立机制。本文开创性地提出了“半负面案例比较”的方法。半负面案例比较能够充分展现不同因素组合对核心机制的影响。这种方法类似于在化学和生物学实验中加入“阻抗剂”,从而使相关生物过程能够停滞在某一个阶段。相比较传统方法,此方法可以让研究者更有效地在案例比较中识别出因素对于机制的影响,从而更加有力地辨别出机制。

  

   为了进一步体现此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本文以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在欧洲大陆建立的两大联盟组织为案例,以这两大联盟的最终发展结果为研究对象。在冷战期间,欧洲大陆的两端出现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与以华沙条约组织(华约)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北约和华约互以遏制对方为目标,以超级大国为核心,并辅以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制。不过,这两个联盟虽然具有类似的初始条件,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北约最终发展成安全共同体,而华约则最终走向解体。本研究通过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创新性地采取了机制比较而非简单的因素比较的方式,明确辨别出和解机制在两大联盟发展中的作用,确立了和解是维持联盟内部稳定的核心机制之一,从而进一步说明本方法和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二、半负面案例比较与机制辨别

  

  

   半负面案例比较能够充分展现不同因素组合对核心机制的影响,即某些特定的因素组合能使得机制走完整个进程,而某些特定的因素组合则会让机制停在某一阶段,阻止机制走完整个进程。这种做法类似于在化学和生物学实验中加入阻抗剂,从而使得被观察的过程能够停滞在某一个阶段。在自然科学中,最著名的阻抗剂可能是大部分读者都还有印象的来自中学生物学教程中的秋水仙素。其基本作用原理是,秋水仙素能够和纺锤体的微管蛋白结合,从而破坏细胞有丝分裂的纺锤体,阻止染色体的分离,而将有丝分裂停滞在分裂中期。因此,通过加入秋水仙素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丝分裂的进程的一部分,进而允许我们确立有丝分裂作为一个机制的存在。类似的用阻抗剂来确立的化学和生物学中的机制还非常多,特别是许多非常复杂的机制(有时生物学称为回路),从大家熟悉的代谢中的三羧酸循环到发育中的细胞凋亡。在这些自然科学的案例中,其对于机制的发现通常都依赖于在一组对比的案例中加入阻抗剂,从而使两个相似机制在相似的初始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并分析其与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方法正是借用了这种机制辨别的思路,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

  

   (一)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及其辨别

  

   在实证社会科学研究中,机制的重要性已成为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共识。鉴于机制的重要性,在社会科学中辨别机制也成为方法论探索的重点,美国学者悉尼·泰罗将机制辨别理解为一种对于机制的测量,并提出两类测量方式:一是将机制理解成一系列的中介变量,使用事件史等定量研究方式进行讨论。二是使用人类学的观测方式,通过叙述的方式将机制的过程描述出来。总体而言,目前研究者主要采取了第二种机制测量方式。例如查尔斯·蒂利认为机制是一种主观叙事的话语,其关键在于学者对其的描述;戴维·克莱尔则提出了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主张应根据机制提出的假设并寻求相关证据来对有关理论主张进行检验。本文认为以上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以相关性代替因果性、以主观叙述代替客观发现、以单案例研究代替推广性的问题。首先,因果机制是一个连续不断并且客观存在的进程,加入更多中介变量而得出的相关性也无法勾勒出因果机制的本质。其次,主观叙述的机制无论多么复杂,也无法论证出因果机制的真实存在。最后,如果研究者只是简单地在单一案例中进行过程追踪检测,在可推广性上也存在缺陷。此外,以上各项方法都还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把机制和因素彻底割裂,在讨论机制的时候忽视了因素对其的重要影响,而在讨论因素时也并未重视机制对其的驱动作用。机制和因素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机制和因素的讨论需要放在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之中,脱离机制讨论因素或者脱离因素讨论机制都会使我们难以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本文认为,因素与机制的关系有三个特点。

  

   第一,机制是一个驱动变化的过程,而因素必须依靠机制才能产生影响。社会科学中的因果机制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不同于一般定量研究中的中介变量,而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可以将不同因素联系起来进行驱动的变化。

  

   第二,因素可以作为环境为机制的探索提供一个具体的限定范围。在传统的讨论中,由于社会科学家常将因素和机制隔离开来,故而实证社会科学只重视因素,而将机制的探讨视为一个抽象层面的问题。这一将因素与机制割裂开来的现象对社会科学的讨论十分不利。正如既有研究那样,因素组成的一系列初始条件是讨论机制的具体范围,对于具体机制的讨论不能离开对其外部环境的讨论。

  

   第三,因素和机制作为一个整体都属于客观存在的事物,但两者的可观测性和判断其是否存在的标准并不相同。因素可观测、可测量并且当研究者观察不到某一项因素或者观察不到其导致的结果时,研究者基本可以判定这个因素是不存在或者对相关的研究结果没有影响。而对于机制则难以观测也无法测量,对于机制的判断只能是起作用和没有起作用这两个指标,并且与因素不同,当我们看到一个研究对象中机制并未呈现出相应的结果时,研究人员也不能判定机制是不存在还是并未发生作用。这点也是后文所提到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核心思想。故而,在社会科学的讨论中,需要将因素与机制相结合进行讨论,才可以更加完善地论证所希望讨论的理论假设。

  

   (二)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与正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区别

  

   目前,正负面案例比较法被认为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讨论机制的方式。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是指寻找出一组具有相应的初始条件,并且在理论上可能具有实现某种相似结果的案例(以下简称为正面案例与负面案例)。在其中,正面案例是指其实现了相应理论所指向的结果的案例,负面案例则是指并未实现相应结果的案例。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正负面案例比较法中,正面和负面案例都是符合理论预期的:按照理论预期,那些具备研究关注的初始条件的案例应该出现某些结果,而那些不具备相关初始条件的案例应该不出现某些结果。因此,负面案例不是指不符合理论预期的案例。为了防止混淆,我们用“支持理论的案例”和“不支持理论的案例”来特指那些支持理论预期的案例和不支持理论预期的案例。在本文中,正负面案例比较法与半负面案例比较法中的负面案例都是指“支持理论的案例”。只是在支持理论的效用上,半负面案例比较法可以更有效地支持与辨别机制,而传统的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无法有效地辨别机制。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提出的逻辑五法中的求异法。在求异法中,密尔提出需要通过对具有相似条件却存在不同结果的案例进行分析,以确定相关因素的因果关系。而在随后的社会科学发展中,许多经典作品与研究方法都遵循了密尔的求异法逻辑。

  

   例如,比较政治学中的“最相似系统设计”就是对求异法的发展,此逻辑采取了“控制比较确定因果”的方式。通过正负案例本身的相似性,控制各种对结果有影响的因素,从而辨别真正对结果有影响的变量。同时,此方法也符合因果分析中用“匹配方法”来判断因果关系的思路。近年来,对正负面案例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负面案例的标准上。过去,研究人员通常将负面案例理解为未出现相应结果的案例,并不严格要求对比案例需具备相似的初始条件,导致负面案例选择含混不清。因此,目前研究人员对负面案例提出了明确的标准:首先,负面案例必须是没有发生理论预测结果的案例。其次,负面案例必须要与正面案例存在相似性。相似性是指负面案例除主要的解释变量之外,必须要具备与正面案例相似的必要条件,使其具备出现正面案例结果的可能性。正负面案例比较法是目前常用的案例比较方法,虽不乏对其的批评,但由于此方法可以最小化案例之间的差异,并且最大化结果之间的区别,故而依然被认为是在社会科学中辨别机制的重要工具,也是本文提出的半负面案例比较法的基础。不过,我们认为此前正负面案例比较法并无法真正辨别机制,原因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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