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广云:论非暴力反抗或公民不服从

admin 乐亚娱乐 2019-09-03 22:05:04 8661

  

   反抗权:合法性及其限度

  

   我们所谓“反抗”不是形而上学的反抗(例如加缪),而是政治的反抗。对于政治反抗这一行为,我们给出下列描述:

   首先,反抗是人的一种行为,既不关涉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等生命有机体活动以至无机物运动,也不关涉鬼神等等虚拟状态。当然,我们可以把“反抗”解释为一种“反作用”;在物对物的“反作用”形式中,包含了人对人的“反抗”形式的萌芽,而在“反抗”这一比较复杂、高级的形式中,则包含了“反作用”这一比较低级、简单的形式的胚胎。但是,正如苏格拉底所曾讽刺过的自然哲学解释一样,这样一种解释一涉及人的问题,就显得牵强附会,貌似解决了问题,其实连一点真正的分析都没有。当我们在“作用-反作用”与“压迫-反抗”之间发现某种结构类似时,千万不要以为它们就形成了某种实质关联,千万不能认定从“作用-反作用”到“压迫-反抗”之间就存在着某种过程链接。这种思维模式半是类比修辞,半是力学隐喻,缺乏真正的逻辑论证和科学实证,是我们早就应当予以突破的原始思维模式。

   其次,反抗是人对人的一种行为。尽管我们也谈论对自然的“反抗”、对命运的“反抗”诸如此类,我们还是将其限制于人际行为,并且将两个人之间的行为设定为n(n>2)个人之间以及2~n个人类集合体(如氏族、家庭、民族、阶级、国家等)之间的行为的简化模型,以便探讨。当我们以自然、命运等等为“反抗”对象时,我们其实已经将对象拟人化了。古代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乃至于中世纪宗教,是这种拟人化符号系统的典型形态。宗教所建构的人-神关系以及权力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所建构的人-物(权力、金钱)关系不过是人-人关系的物化、异化而已。虚拟的“反抗”以真正的反抗为根据,而这种反抗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形式。由于问题错综复杂,为了研究方便,我们必须设立一个简单模型,作为讨论的前提和基础。一个人自身与自身无法建立任何人际关系,形成任何人际交往。所谓“反抗”自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跟自己对着干,好比自恋、自杀等等,无非人格双重化或多重化乃至于人格分裂而已。一个人可以把自己想象为自己的对象,正如这个人可以把任何事物想象为自己的对象一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际存在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作为自己的对象。因此,只有将二人模型设定为讨论的前提和基础才算抽象适度,三人模型抽象不及而一人模型又抽象过度。这里所谓人,不仅是指自然人,而且包括人类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形式,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和交往形式间是一致的。因此,个体与类和人与事物间是不可比拟的。后者存在某种类似是想象的“形似”,而前者存在某种类似则是实际的“神似”。当然,以二人模型为简化模型必然舍弃各种人际行为的具体形式和具体特性。但是这样一种舍弃是任何理论思维都允许并提倡的。

   再次,反抗反映了一种不对称的人际关系。如果两个人处于对称关系之中,那么他们之间的博弈就不是谁反抗谁,而是相互较量了,直到双方强弱异势。但是,在二人间,绝对对称几乎是不可能的,除先天(自然)差异外,后天(社会)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不对称是可能的。而对称则是相对的。因此,在任意二人间,总是可以确定强者与弱者的。

   复次,反抗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行为。在给定的情景参数和约束条件下,博弈双方在物质、能量、信息等等相关综合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对称,造成一方强则另一方弱(注意强弱并非恒定,而是经常变换)。所谓给定的情景参数和约束条件,例如在一个自然状态下,男性是强者,女性是弱者,成年人是强者,未成年人、老年人是弱者,但是在某个社会状态下,由于法律、道德保护妇女、儿童、老人,情况便会变化甚至逆转。一个在自然状态下是弱者的,借助社会提供的暴力、财富、知识等等力量,便会成为强者。反之亦然。不仅如此,在此一社会状态下是弱者的,在彼一社会状态下亦会成为强者。反之亦然。显然,反抗不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行为,而是相反。

   最后,反抗自身呈现了一种在先行为。正是强者先行对弱者的压迫,才有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换句话说,反抗不是“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

   我们必须严格区分“反抗”和“起义”、“革命”(我们不拟探讨二者语义差别,大致说来,“起义”较初级一些,而“革命”则较高级一些)之间的界限。虽然起义、革命往往来自于反抗,由反抗汇合,但二者却可以严格区分开来:第一,反抗既可以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也可以是一种群体的行为;而起义、革命则必然诉诸群体。第二,即使某些反抗可以实现某种社会动员,这种社会动员仍然是弱的;而起义、革命则必然诉诸强社会动员。第三,弱社会动员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它基于人们生存境遇的一致;而强社会动员则是自觉的,它需要某种意识形态(如“天命”、“神意”、“自然权利”和“历史规律”等合法性论证)的中介。——这是二者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区分。第四,二者目的不同:反抗是关涉生存的境遇,而起义、尤其革命则指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第五,二者效果不同:反抗是捍卫生存的底线,而起义、尤其革命则颠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历史证明:混淆“反抗”和“起义”、“革命”之间的界限,往往走向反面。只有人们捍卫生存的反抗才能构成某种合法权利,获得某种正当理由,而颠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的起义、革命则只有在人们的生存境遇确实恶化,亟需改善时,才能构成某种合法权利,获得某种正当理由。换句话说,是否人们生存权和反抗权的正当行使,是检验起义、革命合法与否的首要标准。

   但是,反抗并非是弱者面对强者压迫,捍卫自身生存的首要选择。人们在通常情况下往往选择容忍。情况正如莎士比亚所构造的著名“哈姆莱特问题”一样,“忍受”和“反抗”(“斗争”——其实,斗争虽包含反抗,但却不限于反抗)的根据不在别的,而在体现人的“高贵”。这里没有隐含任何“宗教”或“科学”的意识形态元素,它的根据深藏在人性的审美的光辉中。两者之间还有若干中间行为。只要附加某种意识形态元素,任何一种行为都会经过社会动员,发展成为某种社会运动。然而,理性人的行为是遵循最小代价/最大利益原则进行的。只有在常态行为(容忍)无效时,反抗这一非常态和反常态行为才有其合法性。同样,只有在体制行为(如变法、改良等)无效时,起义、革命这种非体制和反体制行为才有其合法性(其实,还有若干中间行为应当予以考虑,譬如,在合作无效时,并非一定选择暴力,还有非暴力不合作这种中间行为应当予以考虑)。于是,这里存在着一个行为合法性的词典式序列:只有在前一种行为不可能的时候和地方,后一种行为才有合法性。

   从近代市民(资产阶级)革命起,反抗逐步成为基本人权。美国《独立宣言》在基本人权中规定了生存权:“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一切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以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法国《人权宣言》在基本人权中更进一步规定了反抗权:“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反抗权与生存权相反相成,都属于基本人权。人的生存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一是人作为一般动物的生命具有存在和延续的权利;二是人作为特殊动物的人格应当得到担保。人有权利活着,并且有权利作为人活着。甚至当人们死时,仍然有权利享受人的尊严。人格尊严表面是属于一个人的,实质是属于全人类的。因此,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压迫、剥削、奴役,只要人权受到侵犯,并且忍无可忍,人们就有正当理由,并有合法权利实施反抗,以便捍卫自身生存。反抗是关涉人的生存的。这既是反抗权合法性之所在(这里不是就人为法而言,而是就自然法或理性法而言),也是它限度之所在。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了反抗权,将其合法化(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表现为抗议权的反抗权)。这个道理是非常明显的:当法律无法在某些时间、地点、条件下保护人们生存权时,就应当赋予人们反抗权了。但是,人们行使反抗权,不得逾越捍卫自身生存权这一底线,并且应当尽其所能履行容忍的义务和责任,否则就失去了行使权利的合法性。

   在对待反抗权合法性问题上,各派政治哲学首先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是否认反抗权的合法性,如霍布斯等;二是承认反抗权的合法性,如洛克、卢梭等。后一倾向其实也有分歧(所谓英法两种自由主义争论)。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区分反抗与经过意识形态中介的社会动员的起义、革命诸如此类社会运动之间的界限,并且以前者为考量后者合法性之依据。在所有压迫形式中,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压迫最甚。因此,在所有反抗形式中,私权利对公权力的反抗至关重要。保护私人领域,抵制公共领域侵犯,——这是反抗权的要义所在。而今,反抗权及其合法性、限度问题不仅应当在社会制度安排中予以考虑,而且应当在世界制度体系安排中予以考虑。其实,在一定限度内实现反抗权合法化,是实现社会公正与和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种制度或制度体系安排,最高明者在于它化反抗自身的力量为巩固自身的力量。

   总之,反抗权是一种具有合法性的权利,然而它的使用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种和谐状态。

  

   非暴力:正当性及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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