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加州学派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

admin 鑫鼎娱乐 2019-09-03 22:05:40 9079

   一、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学者们同时强调,西方的兴起和欧洲的支配地位在世界历史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其他国家会很快赶上。事实上,“欧洲中心论”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例如韦伯认为,虽然儒教文明在中国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它却非常有能力接纳资本主义。对于“欧洲中心论”学者来说, 西方帝国主义赋予了工业资本主义太多的侵略性,以至于当英格兰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后,世界其他国家要么面临灭亡,要么被迫吸收学习从而生存。只有在西方帝国主义残酷的同构压力之下,许多非西方国家才被迫修正甚至破除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制度来开展工业化。这其中,少数“幸运”者似乎在这“世界历史的一瞬”中赶上了西方。

  

   二、对彭慕兰观点的评价

   对学者来说,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们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溯欧洲“优胜”和其他文明“失败”的原因。这种溯因,如果不谨慎的话,往往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社会的结构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彭慕兰的研究却是从以下这么一个问题出发,即18 世纪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注定会迎来工业化的突破”。这一思考上的转换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一新的提问方法,我们如今完全认识到,19 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非如传统学者所论述的那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思考的转换也带来了中国与英格兰的发展处于同步的印象,有着相似的步调和束缚条件,但事

   实完全不是如此。虽然欧洲的突破并不必然发生于19 世纪的英格兰,中国并无可能在19 世纪或此前自发地发生本土的工业革命。其原因笔者将在下文揭示。

   虽然中国商人没有他们欧洲同行所拥有的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但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是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致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 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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